事工相对论｜禾场的下沉

Hi，我是Tim。

上个月外出教学。买好了Z字头列车，提着行李箱上车，蠕动穿过拥挤的过道，却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位阿姨了。我再次确认了自己车票上的座次，然后告诉她，她把我的座位占了。阿姨开始絮絮叨叨，说这趟列车其实有些车厢根本就是空的，不知道票务部门为什么要把座位排得这么拥挤云云。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来到我的座位旁边，说他也坐在这里。我心里一惊，正在怀疑是不是这一路就要用叠罗汉的姿势度过时，坐在刚才那位阿姨旁边的大叔站起身来，承认他没有按照车票座次就座。

我长舒一口气，把行李箱塞进座位下面，因为行李架已经被乘客的行李箱和背包塞满了。我不清楚为什么有人坚持把背包也放在行李架上。除非行李架很空，否则我都会把背包拿在手上，倒也更方便拿可能需要的物品。大叔和阿姨走向车厢的另一端。我和小伙子并排坐下，没有叠罗汉。并排的两个座位，都被无视车票座次的乘客占用了，这出意外就发生在一列Z字头列车的一隅。而并不算意外的，是全程公放抖音或是快手短视频的乘客，大概每三排座位就能找到一位。我塞上耳机，玩一会抽卡手游，又闭目小憩片刻，或是看看文章和群聊。几乎每次到站后，车厢里都会空旷不少；而当列车继续赶路时，一些全身上下散发着烟味的人，又让车厢显得逼仄起来。

这或许是中国当下的基本盘，抑或不是，因为我已经多年没有坐过K字头的列车了。即使我是1.5线省会城市的土著居民，我身边也仍然有不会汉语拼音、打字完全靠手写、也不知道如何通过百度（百毒？）获得信息的人存在。在北青深一度的一篇报道中，就介绍了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，全国有3800万成年人不识字，这就催生了文章中的杨维云这样的在线上、尤其透过抖音来教授拼音和认字的老师。不过我的看法和薛骑士一致，认为3800万这个数据恐怕仍然保守了。退一步讲，从识字到具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我所思考的是：如果一间教会的基本盘是这个样子的，如果这是大部分来聚会的人的生存状态，教会能够怎样牧养他们，我在教会里能怎样帮助他们。

去年外出教学的地点，是一座距离县城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渔村。许多学生，论年龄、论服事工龄，都是我的长辈。但是当我谈到，讲道的讲员，要知道如何分析经文句子的语法结构时，我发现我需要先解释，什么是主语、谓语、宾语、定语、补语、状语。至于在圣经原文和英文译本里都会涉及到的时态、语态等概念，也同样需要花费力气解释。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没那么震惊。作为教会讲员，如果没有语法知识作为基础，那么即使有充足的注释材料，作用恐怕也非常有限。我并不是指责这些前辈。没有经过充分装备就站上讲台，这情况上一辈的教会中不在少数，这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形成的现状。但如果今天的教会仍然固步自封于这一现状，就需要想想，我们是否挥霍了这个时代日益丰富的恩赐和资源了。这大概就是我来到这座小渔村的原因吧。

但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。授课地点换成了省会城市，教室比过去宽敞明亮了许多，另外有几个学生小组在线上同步接入进来。就线下的学生情况来说，我似乎不用再从主谓宾定状补讲起了。城市里的学生甚至可以读懂英文圣经中的一些句子。不过我还是坚持从基础语法知识开始讲起。我并不清楚，在缺乏足够互动反馈的线上，是否有需要讲解这方面知识的学生。我的想法是，如果其中有一位基础不够好、需要更清楚讲解的学生存在，那么我的坚持或许就是有意义的。

事实上，我并不指望我所教授的讲道学，可以培养出多少能稳定承担讲台侍奉的讲员。我的教导目标是，让学生建立起基本的读经、研经能力，知道如何独立做到使用手头的工具理解圣经。我有信心，在完成我的课程后，即使学生还不能将对经文的理解转换成使别人理解的讲章，他们起码能分辨别人的讲道是否正确解释了圣经。基本盘的低段位，不应该成为糊弄听众的讲台滋生的温床。大概从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因为我们的讲台过于抗拒内卷，才造成了“天国国企”式的教牧生态：一个业务能力再烂的讲员，也可以因为他在“体制内”而有恃无恐。不过这已经是“教会江湖学（church politics）”的范畴了，就不多作展开。

尽管winter is coming，可我们毕竟已经拥有了太多前人眼未曾见、耳未曾听、心未曾想的资源了。但事工探讨的主流，似乎一直在努力高攀，或者说被实用性左右。福传技巧、小组方案、植堂建制……这些话题当然需要探讨，但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基本盘支撑，那么就连实用主义的事工模式，都无法实用起来，反而沦为空中楼阁。所以我很感恩，在今年早些时候，和重哥喝了大半天的茶，我们有相似的见地，并且能在他的事工里，做一点让我的禾场下沉下去的事。我也乐于见到更多参与、委身这类事工的人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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